「你們還不夠成熟說實話!」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廿四次締約方會議(COP24)在去年十二月中結束,與會近二百國家一度因無法達成共識,而加開會議一天,最終通過執行手冊,就二○一五年《巴黎協定》落實碳減排細則,但爭議的碳市場交易等細節,就須延至今年再作討論。

各國因著立場迥異與經濟政治利益的考量,令談判經常陷入僵持。有份參與氣候大會的台灣非牟利組織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形容,是次大會在全球對抗氣候問題的努力上只算是「小碎步」,甚至「趴在地上匍匐前進」。

氣候大會前,聯合國發表報告,一再指出人為氣候變化帶來的全球威脅迫在眉睫:若各國不合作採取全面的措施遏制全球升溫,依目前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全球氣溫將最早在二○三○年上升攝氏1.5℃;一旦突破1.5℃甚至達至2℃的臨界點,全球將陷入災難。我們的後代將直接承受前人種下的果。

聯合國的呼籲、科學專家的警告,在資本市場增長為尚的邏輯下,全球究竟有多少權貴傾聽?還記得瑞典女孩通貝里(Greta Thunberg)在氣候大會的發言嗎?她的說話猶如向與會的政經商領袖以至所有成年人摑了個響亮的耳光。這位看似稚嫩的女孩,言辭自信、神情堅定,比世故的世界領袖更為成熟。她,為了對抗氣候不公義,自去年八月在瑞典發起罷課行動,每週五在首都斯德哥爾摩國會外靜坐,身旁豎立起寫上「為氣候而罷課」的抗議牌,要求政府處境氣候問題。她的決心引來全球的注視,世界各地逾兩萬名學生加入了她的罷課行動,當中包括日本、澳洲與英國。

就讓我們傾聽通貝里在大會上的部份發言:

「許多人說,瑞典只是小國,我們做甚麼都不重要。但我學會,你永遠不會因為太渺小而無法帶來改變。如果幾個兒童不上學就可以登上全球新聞的頭條,那麼想像一下,假若我們真的想一同去做,我們可以有怎樣的成就?不過,要做到如此,我們需要說清楚,不管這話讓人有多不舒服:你們只談論長期的綠色經濟增長,因為你們十分害怕自己不受歡迎;你們只談論推動那些讓我們陷入現在糟糕境地的壞主意,即使現時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市場經濟)急剎車。

你們還不夠成熟來說實話,甚至將說實話的負擔,也丟給予我們孩子。但是我不在乎受不受歡迎,我關心的是氣候公義和地球生態。我們的文明正被犧牲給極少數人,讓他們有機會繼續賺取巨額的金錢。我們的生物圈正被犧牲,以使各國富人一如我國的可以生活在奢侈之中。

這是多數人的苦難為少數人的生活享樂付上代價……你們說你們對孩子的愛超過一切,但你們在他們眼前偷走了他們的未來,直至你們開始聚焦於必須要做的事情,而非政治上可行的方案。」(黑體為筆者所加)

 

面對氣候問題,人類已時日無多,世界領袖再沒藉口:如果有,這個藉口——在孩子眼裡——只會是謊言。

(原載於第1640期《時代論壇》「全球視野」,2019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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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屠殺的盧旺達:女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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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旺達政府帶領國家從大屠殺的慘痛記憶中走出來(黎嘉晉攝)

 

「當食客向你表達感激之情,這讓我感到高興。」盧旺達一所婦女中心的網頁如此介紹於餐廳工作的珍妮(Jane)。

珍妮是大屠殺生還者,靠著盧旺達政府成立的倖存者基金幫助,順利完成學校教育,並在名為「Urugo Women’s Opportunity Center」(下稱Urugo,盧旺達語意謂「家」)的婦女中心學習酒店款待。畢業後,她於Urugo經營的旅館餐廳當侍應生。

Urugo鄰近盧旺達著名旅遊點阿卡蓋拉國家公園附近,是一個促進兩性平等機會的地方,期望大屠殺後佔盧旺達人口大多數的女性可建立謀生技能,或經營小生意,自力更生之餘,又互相幫助。於Urugo擔任主廚的基斯杜化(Christopher)與珍妮一樣,是大屠殺倖存者。一九九四年百日屠殺期間,他隨家人逃亡至鄰國布隆迪,在那裡完成高中並學習烹飪藝術。屠殺結束後,基斯杜化返回盧旺達,先後在多間餐館與咖啡館任職,現時在Urugo除了主理廚房,也教授婦女烹調技巧。珍妮渴想有一天,能夠與基斯杜化一樣,成為一名廚師,煮出美味的地道佳餚予入住的旅客。

珍妮與基斯杜化的故事予人積極樂觀的感覺。今年夏天,我在盧旺達完成實習後旅遊,曾於Urugo短住一天,品嚐盧旺達茶的清香,亦觀賞婦女們展示傳統織綉與使用牛糞製作工藝品的技術。職員(以婦女為主)除了好客款待——這固然是盧旺達人的文化——與我等客人言談閒笑之間展現著自尊與自信。

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在今年國際婦女日發表電視講話時說:「盧旺達的再生伴隨著婦女地位、角色與責任的顯著提升,這絕非是偶然的。」

誠然,大屠殺造成國內大量男性死亡、女性被強姦,摧毀了固有的家庭與社會結構。傳統上,盧旺達婦女以務農、照顧家庭為主,男尊女卑根深蒂固。在國家重建大旋律之下,提升婦女就業、女性國會議員比例(達六成多,冠絕全球),以至推動女性接受教育機會,成為國家的政策。「兩性平等」的字眼亦寫入國家憲法。

今日,盧旺達矢志從低收入自給農業國家轉變成中收入的知識型經濟體(參盧旺達《2020遠景規劃》政策文件),兩性平等成為橫越各發展策略的主軸之一。不過,有盧旺達朋友向我說明,國家社會仍是父權意識濃厚,無論私人企業、國企的領導均以男性居多。

也許,一如關注非洲政治的《半島電視台》記者Azad Essa所描述,盧旺達婦女互助的社企之多,說明婦女充權之路仍然漫長。這關乎社會文化的改造,而不只是成績表上的數字。

(原標題為:「後屠殺的盧旺達」。文章載於《時代論壇》「全球視野」第1630期,2018年11月25日)

*筆者註:珍妮與基斯杜化的故事取材自Urugo Women’s Opportunity Center網頁:http://urugowoc.org/dining/。

大自然向人反撲,還是哀號?

(photo credit: Martin Adams/unsplash)

 

超級颱風「山竹」襲港,展現大自然向人類的反撲。當我們感恩,說「香港又再次『好彩』」、「『山竹』無打到正」時,我們能否以相同力度,記掛那些「被打正」的別國人民?同一颱風,有人感恩,有人悲鳴。我們的上主,祂會怎樣看?

人為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不容低估。它不是指向不可知的將來,而是已然發生、持續發展的事實。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於今年九月稱,氣候變化是「我們時代的決定性問題」,各國必須在未來兩年採取行動,以防它失控而帶來災難性的結果。

古特雷斯說氣候變化比「我們行動得更快」:全球各地破記錄的高溫、極端熱浪橫掃北歐、世紀洪災肆虐南印、高溫天氣導致美國山火頻發、超級風暴襲擊美國與太平洋東亞國家,這一切皆在過去數月出現。各國領袖於二○一五年《巴黎協定》訂下減排等各種目標,至今只落實了三份之一。

氣候災難面前,無論你是富人,還是窮人,均受到影響,只是後者的損失更為嚴重,復元的能力更遜。同一個「山竹」,對菲律賓北部山區造成嚴重的山泥傾瀉與水災,至少九十五人喪命,當地農業也遭受極大的影響。該區百姓以粟米和稻米為主要食糧,一次特大颱風,令田地全均毀壞。有海外救援組織指出,農民不得不借貸度日,颱風造成深切的人道危機。

菲律賓近百位喪命者中,大部份是因走避不及而被活埋在泥石與瓦礫堆中。雖然當地官員在超級颱風來臨前警告居民儘快撤離,但是不少靠養家畜、在當地採礦維生的貧民為了生存而沒有離開,最終被山泥洪流吞噬。

當極端氣候成為新常態,易受氣候影響的發展中國家相較顯得脆弱。「山竹」一役過後,菲律賓等島國仍會面對接踵而來的氣候威脅。發展中國家固然要提升基建設施,緩減並適應因氣候變化而來的影響。已發達地區又能否增加援助貧窮國家,落實減碳、改用重生能源,以彌補多年以來大肆排放溫室氣體而累積的「生態債務」?

我們的信仰從無教我們自恃安然無恙,對別國貧民的生命掙扎只留得輕輕的歎息。今日我們生處發達地區,自有應負的、跟貧國人民有共同但不等量的責任。生態債務所指涉的,不單是國際關係的歷史與倫理問題,而且是我們的生活是否對他者負責——即或他們是我們從來沒有遇見的一群。大自然在向人類反撲,我們有沒有聽見它是在哀號中?我們又有否聽見其中貧者的哭聲?

(原載《時代論壇》「全球視野」第1624期,2018年10月14日)

厄立特里亞:隔絕與自由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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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Jordan McDonald on unsplash.com

 

厄立特里亞,東非的一個封閉國家。封閉,不在於它的地理位置;事實上,它與中東沙地阿拉伯與也門相望,踞紅海與印度洋之間,具戰略地位。封閉,乃在於該國總統阿費沃爾基(Isaias Afwerki)獨裁統治下,國民與外界的自由社會隔絕──新聞封鎖、大學關閉、非政府組織被禁止運作、異見者被收監、國會足足超過十五年沒有召開會議,而阿費沃爾基上任以來,厄立特里亞從未舉行過總統選舉。

昔日,國民對阿費沃爾基寄予厚望。他率領叛軍取得勝利,使厄立特里亞從埃塞俄比亞獨立,結束三十年的戰事。獨立後,阿費沃爾基就任厄立特里亞總統,他承諾的民主與和平不單未有實現,五年後還跟世仇埃塞俄比亞就邊境問題打仗。兩年的戰爭(一九九八至二○○○年)估計造成十萬人喪生。二○○○年兩國的和平協議可謂留於字面上,埃塞俄比亞拒絕於厄立特里亞的領土撤軍,並沒有按聯合國的裁決把有關邊境土地割讓予厄立特里亞,自此阿費沃爾基宣佈國家進入「沒有和平沒有戰爭」(no peace, no war)狀態,以國家安全為名,作為其強徵國內成年男子無限期從軍以及種種鐵腕政策的合理依據。多少男子被召入伍後,從此再沒有歸家,是生是死,無人知曉。

我在德國預備碩士論文時,曾赴下薩克森州,拜訪一位村莊牧者。他的教會在二○一五年庇護一名厄立特里亞難民。這位難民逃離厄立特里亞時,已服兵役廿七年,遭受過五次彈傷、兩度彈片擊傷。他為了逃命,為了替妻兒尋求安穩的未來,兩度逃亡,最終跟許多抵歐的厄立特里亞人一樣,成功橫越過撒哈拉沙漠、渡過無數男女淹死的地中海,走到西歐。厄立特里亞人也是近年往歐洲尋求庇護者中最大的群體之一。

不過,隨七月八日埃塞俄比亞與厄立特里亞宣佈停止自二○○○年的軍事敵對狀態,厄立特里亞人驟見希望的曙光。兩星期後,有傳厄立特里亞無限期服役將告一段落,役期將不超過十八過月。兩國關係突然急速解凍,固然有其政治、經濟與社會原因。埃塞俄比亞新任總理艾哈邁德(Abiy Ahmed)以年輕改革者姿態上台,對內力主與反對派復和,特赦以千計的政治犯,對外上則大吹和平之風,願與厄立特里亞重啟邦交,願意遵照聯合國的決議將爭議的地域歸予厄立特里亞。埃塞俄比亞伸出橄欖枝,最終兩國簽署和約,符合雙方人民所願,因戰爭衝突而分散的家庭可以團聚。兩國關係正常化將有助雙方開展經貿往還,和平進程連帶也使厄立特里亞這「一人專政」的國家,透出一點「鬆綁」的跡象。

不過,厄立特里亞會否迎來變革,仍屬疑問。強制徵兵會否結束,在囚異見者與逃兵役者會否如埃塞俄比亞情況一樣獲釋,國會能否重新召開會議,確實不敢有樂觀的答案。雖然如此,兩國和平進程至少使阿費沃爾基無法再以埃塞俄比亞的威脅為由,動用本已緊絀的資源,為國家軍備服務,或為其強硬管治開脫。外交衝突結束,厄立特里亞人期盼改變的希望能否實現,值得我們切實擺上禱告。

(原載於《時代論壇》「全球視野」,2018年8月25日)

中非共和國首都教堂受襲: 是宗教衝突?還是甚麼?

Photo by freestocks.org on Unsplash

 

早前,中非共和國首都班吉有天主教堂遭到恐怖襲擊,釀成廿四人死亡及一百七十人受傷的慘劇,死者包括一名致力當地和平工作多年的神父,事件令外界關注當地基督宗教群體的安全情況。

這個有九成人口為基督宗教信徒的國家發生的衝突,究竟是涉及宗教因素?還是政治及經濟的鬥爭?面對近年暴力事件造成的社群創傷和矛盾,當地的信仰群體面對著怎樣的考驗?

今年五月六日,大量人士聚集在中非共和國首都班吉,出席日前教堂遇襲案遇害的神父唐格袂爾—巴巴(Albert Toungoumale-Baba)與其他死者的葬禮。案發當日在現場的中非共和國總統圖瓦德拉也有出席葬禮。

委身國內和平工作多年的唐格袂爾—巴巴備受信眾愛戴。五月一日勞動節,七十一歲的他來到花地亞聖母(Notre Dame de Fatima)教堂,主持在堂內舉行的特別彌撒儀式。據《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在五月的報道,當日早上班吉天主教教區數以千計的信眾聚集在教堂出席彌撒,怎料大約十時,彌撒講道結束後不久,教堂樓群傳出槍聲與手榴彈爆炸聲音,人們慌惶走避。彌撒參加者除了圖瓦德拉外,還有圖瓦德拉妻子、於二○一三年被塞雷卡(Séléka,意謂聯盟)反政府叛軍驅逐的中非共和國前總統博齊澤,以及政府官員。事件最終釀成了廿四人死亡,一百七十人受傷。政府歸咎本身是阿爾蓋達盟友的塞雷卡發動是次襲擊。

教堂非首次受襲

花地亞聖母教堂並非首次受襲。二○一四年五月,塞雷卡攻擊教堂,神父Paul-Emile Nzale及另外十七人身亡,多人被擄與受傷。當時,教堂接待九千名逃避衝突的流離失所人士,其中七千人自二○一三年十二月就藏身教堂。雖然該國主要武裝團體塞雷卡與反塞雷卡的激進民兵「反巴拉卡」(Anti-Balaka,一解「反大砍刀」,或解「反AK-47突擊步槍的子彈」)在二○一四年七月達成停火協議,但是塞雷卡殘餘份子仍不時襲擊平民與基督宗教神職人員,「反巴拉卡」報復反擊,造成衝突不斷。

現時,逾十四個武裝組織活躍於中非共和國,勢力範圍覆蓋全國四份之三的領土。駐守該國的聯合國安全部隊基本上僅控制班吉,確保圖瓦德拉政府的運作。今次教堂受襲,令班吉安全再成疑問。

國際基督教組織「敞開的門」(Open Doors)指出,塞雷卡成員大部份為極端伊斯蘭聖戰份子,百份之九十為來自鄰國乍得與蘇丹的雇傭兵,其餘為中非共和國國民。作為叛軍聯盟並先後在二○一二年年底奪取數個中非共和國北部城市的塞雷卡,在翌年三月宣稱跟當時博齊澤政府分享權力的協議經已崩潰,遂進佔中非共和國首都,推翻博齊澤政權,由塞雷卡領袖裘托狄亞(Michel Djotodia)任臨時總統。是次政變為該國帶來極大的震盪,反巴拉卡又無法驅逐塞雷卡。塞雷卡戰士在全國各地掠奪村莊、洗劫教堂、強姦婦女、殺害基督徒以及博齊澤的支持者。二○一三年九月,裘托狄亞解散塞雷卡,把他們歸入國家軍隊,不過人權觀察在同年十一月發佈的報告指,塞雷卡成員分散至各鄉村,惡行依舊。

反巴拉卡:由自衛變成攻擊

另一邊廂,反巴拉卡原為該國民間自衛部隊的統稱,在博齊澤掌政前,一直以打擊土匪為務。博齊澤被逐後,前國家軍人、前總統護衛員加入反巴拉卡,反巴拉卡致力抵擋塞雷卡在全國推進。不過,隨著二○一四年一月裘托狄亞因國際壓力下台,由無黨派的桑巴—潘扎(Catherine Samba-Panza)當選過渡政府總統,塞雷卡力量大為削弱,反巴拉卡遂以報復方式大肆襲擊穆斯林平民,其後反巴拉卡遭到塞雷卡復仇。

《衛報》、英國廣播公司等西方媒體均指稱反巴拉卡絕大部份成員為基督徒,不過該國天主教班加蘇教區主教阿古雷(Juan José Aguirre)不同意有關說法,否認有基督徒民兵組織殺害穆斯林。他在二○一四年二月接受天主教組織訪問時說,反巴拉卡由前囚犯、罪犯和土匪等憤恨者組成,「他們參與到這些團體中,現正在擴大,像蝗蟲的瘟疫一樣,橫跨整個中非共和國,謀殺穆斯林。」一如對手塞雷卡,反巴拉卡在國內散播恐慌。阿古雷說:「如果反巴拉卡存在基督徒,那麼他們是少數激烈的、一直反抗塞雷卡(暴行)的青年。」阿古雷說,反巴拉卡認為穆斯林沒有阻止塞雷卡在國內大肆破壞,視穆斯林是塞雷卡的同夥。

宗教衝突?抑或政治經濟鬥爭?

據美國佩爾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二○一○年的數據,中非共和國九成人口為基督宗教信徒,當中以新教徒為最多,佔全國人口百份之六十,穆斯林人口僅佔全國百份之九。因此,以人口比例推斷,反巴拉卡有基督徒成員不足為奇。另一方面,反巴拉卡成員多在頸項上掛著聲稱有法力的護身符,有理由相信不少成員為泛靈論者。

無論如何,如同該國天主教主教會議主席兼班吉總主教恩扎帕拉因加(Dieudonné Nzapalainga)在一四年指出,反巴拉卡與塞雷卡衝突的根本動機非關涉宗教,「他們並非為任何教會或聖經教義而戰」。中非共和國伊斯蘭協會主席阿誾拉亞馬(Imam Omar Kobine Layama)也說,雙方均沒有宗教領袖或神職人員指揮,雖然塞雷卡當中有穆斯林聖戰份子,但是衝突核心不涉及宗教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不論是反巴拉卡,還是塞雷卡,他們均犯下嚴重的罪行。穆斯林作為國內少數,大多聚居在國內北部不發達地區,博齊澤掌權十年間(二○○三至二○一三年)長期被邊緣化,待遇不如其他本國人。穆斯林不安全的境況,加上國家軍隊的腐敗,導致塞雷卡的崛起。國際媒體習慣將中非共和國的矛盾簡化為宗教衝突,無疑是忽略了經濟以至政治鬥爭的因素。經年的衝突,使雙方視另一宗教社群為攻擊對象,造成非我為敵的局面。反巴拉卡由自衛武裝轉變為報復、攻擊其他社群,便是衝突延續的結果。

今次花地亞聖母教堂受襲,據說是源於穆斯林社區的民兵領導因逃避國家安全部隊追捕時受傷,其支持者遂藉機群起滋事,攻擊保護教堂的保安部隊,製造動亂。雖然事件非因宗教衝突而生,但其結果不免製造基督宗教與穆斯林社群的分化。不過,值得肯定的是,事件發生後,阿誾拉亞馬譴責暴徒的行徑,形容是有關襲擊絕非有信仰的人所為。

事實上,在二○一二年,阿誾拉亞馬、恩扎帕拉因加和中非共和國福音派聯盟主席格雷科亞美—哥班古(Nicolas Guérékoyaméné-Gbango)牧師組成全國跨宗教和平平台,推動基督徒與穆斯林和平共存,並屢次向外傳遞清楚的信息—中非共和國的暴力衝突主要並非宗教紛爭,而是政治權力的鬥爭。只是,近年暴力案件屢發所造成的社群創傷、各紛爭製造者為達政治目的而挑起的社群矛盾,並非短時間可以修補。

在和平未至之時,在暴力與不公義張狂時,正是信仰群體被考驗的時刻──秉行復和的職責、非為流他人的血而活。

(原載於《時代論壇》第1611期,2018年7月15日)

加沙如囚牢 「應許地」僅屬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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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巴勒斯坦地伯利恆,2014年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立國七十年,被以色列封鎖海陸空邊界的加沙地帶示威不斷,巴勒斯坦示威者要求重回七十年前被驅離的地方生活。截至六月十四日,一百廿九名巴人在示威中遭以軍殺害,超過一萬三千人受傷。是次「回歸大遊行」自三月三十日逢週五進行,巴人視這日為「土地日」,紀念一九七六年同日六名抗議土地沒收的巴人被以軍及警察所殺,並向守護地土與民族身份而逝世的巴人致敬。

一直以來,以巴衝突的核心離不開土地問題,包括土地歸屬與管治權、佔領與屯墾的合法性等。當以色列歡天喜地慶祝於一九四八年重回一千八百年前的故土,他們有沒有紀念七十五萬名定居當地的巴人被驅逐出自己的家園?當以色列希望建立一個由自己同胞為大多數的猶太邦國的時候,他們有沒有考慮與巴人共享這片「應許地」?當以色列以武力搶奪、佔領與屯墾沒有劃分給猶太人的巴勒斯坦地區時,他們有沒有想過數以百萬計巴人的命運?伊斯蘭抵抗組織哈馬斯管治的加沙地帶,因著以色列嚴密的進出口管制,今天加沙的經濟已然崩潰。以色列與鄰國埃及十一年的圍困、自二○○八年以色列三次以阻擋哈馬斯火箭炮襲擊為名的軍事行動,加上哈馬斯與控制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分裂而帶來的金融制裁,令二百萬居於加沙的巴人墮入絕望的深淵。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管理層駐巴勒斯坦領土特別代表華倫特(Roberto Valent)於六月十七日在《半島電視台》英語網頁撰文〈加沙故事是被忽略的故事〉。文中指加沙的日用水品質十分惡劣,百份之九十五的供水是受污染的,另外加沙人民得忍受每日停電二十小時。當地超過一半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接近一半勞動年齡人口失業。加沙有如囚牢一般,生活的壓迫、無望的將來,在在增加加沙社會不穩定因素。對於今次加沙人民在以色列邊境示威,以色列政府指摘是哈馬斯煽動所致,又說哈馬斯以示威作幌子藉此襲擊以軍。不過,若非加沙人民長期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即或哈馬斯煽動示威,也無法促成以萬計巴人抗爭。再者,巴勒斯坦人要求重返家園,乃是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通過的一九四號決議案確定的權利;加上美國不理國際反對,搬遷領事館至耶路撒冷,等同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激起巴人的不滿。

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的猶太裔學者、歐洲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帕北(Ilan Pappé)近期也撰文指,以「以巴衝突」形容今日巴勒斯坦景況已不合適,正確描述應為「以色列持續對歷史上的巴勒斯坦殖民」。的確,後者更能掌握社會事實並以巴在權力與國際力量的不對等。要達致長遠和平,以色列必須首先明白自身是巴勒斯坦地的分享者,而非全面擁有者。現代以色列國的歷史不獨猶太人,與巴人分享同一段的歷史,才有可能終結暴力。

(原載於第一六一○期《時代論壇》「全球視野」,2018年7月8日)

「不可承受之重」:在盧旺達大屠殺陰影下長大的年輕人

今天的盧旺達,以14至26歲的青年居多,佔了全國人口的四成。24年前的那場大屠殺,徹底改變了這些年輕人的命運。怎樣正視歷史?怎樣區分偏見?怎樣批評地看待長輩?在成長過程中,我們都經歷過這些課程。不同的是,在盧旺達,殺戮的「絕望」,如影隨形。

國家和平體育館

大屠殺發生時,國家和平體育館是聯合國軍隊開設的臨時保護地, 託管了數以千計逃離追殺的圖西族難民。(黎嘉晉攝)

 

大屠殺24週年,悲愴依舊

每年的4月7日至14日是盧旺達大屠殺的紀念週。2018年的4月初,盧旺達首都基加利(Kigali)各處陸續掛起了「Kwibuka24」的橫幅,意為「紀念24週年」,標示著一年一度哀悼期的開始。紀念週期間,所有公共娛樂活動都被禁止。公務員只工作半天,以便下午出席有關大屠殺的討論與悼念活動。不管是巴士車箱內播出的音樂影片,還是電視、電台的節目,均以講述大屠殺歷史與悼念死難者為主題。公車裡、街道上,盧旺達人流露著哀傷的神色。

這場大屠殺發生在1994年4月7日至7月4日,由當時的掌權者胡圖人(Hutu)針對圖西人(Tutsi)發起,深刻烙印在親歷屠殺的一代人的腦海里。據聯合國估算,約有80萬人在大屠殺期間喪生。盧旺達政府則表示,遇難人數超過100萬人(當中一成是溫和的胡圖人,其餘皆為圖西人)。

盧旺達的胡圖人、圖西人與特瓦人

二十世紀,比利時殖民管治者為便利管治,透過五官與身體特徵,將盧旺達人分為不同種族。殖民者長期「拉一族,打一族」,造成族群之間的仇恨與對立。1962年,盧旺達獨立後,圖西族人遭到當時由胡圖族人領導的政府的報復與排斥,令雙方矛盾更為尖鋭。1994年,盧旺達發生了震驚世界、針對圖西人的大屠殺。(來源:資料整理)

如今,整整24年過去了。盧旺達的年輕一代,在大屠殺的陰影下逐漸成長起來。據盧旺達國家統計研究所2012年的數據,如今,14至26歲的青年是盧旺達最大的人口組成部份,約佔全國人口40%。他們有的是受害者的下一代,年紀尚輕就失去家人;有的則是加害者的下一代,要在成長過程中,正視大屠殺的真相。抹不去的悲愴與憤怒、歷史與偏見,通通加載在了這些年輕人的身上。

大批身著印有「Kwibuka Twiyubaka」(意譯:「藉紀念去建立自我」)T恤的盧旺達青年人一起,聚集在國會;隨後,他們由國會步行至國家和平體育館,參與館內舉行的燭光晚會。(黎嘉晉攝)

 

2018年紀念週第一天,黃昏時刻,我與大批身著印有「Kwibuka Twiyubaka」(意譯:「藉紀念去建立自我」)T恤的盧旺達青年人一起,聚集在國會;隨後,在盧旺達總統夫人及官員的領行下,我們由國會步行至國家和平體育館,參與館內舉行的燭光晚會。當年,這個體育館是聯合國軍隊開設的臨時保護地,託管了數以千計逃離追殺的圖西族難民。此刻,場館內座無虛席,三萬人聆聽哀歌,很多人手持白色蠟燭,在燭光中默默哀悼。

當一位年約三十歲的年輕倖存者講述她親歷的悲劇時,我身邊的一名女子突然開始嚎哭大叫。等到大會義工上前探究時,四面八方的人群仿佛受她影響,陸續傳來相類似的尖叫聲,撕破寂靜的長空。一個個哀悼的年輕人或被抬離場館,或在大會義工攙扶下離開。我身後的一位女子被抬走時候,一直乾嚎著:「媽媽,媽媽……」讓人動容。

悼念極易勾起當事人的經歷,仿若再現當時可怕的情景。有盧旺達人告訴我,在悼念期間出現情緒崩潰的現象,在早年更為普遍,如今情況已經有所改善。根據盧旺達衛生部的資料,單在2014年4月至7月大屠殺紀念時期,就收錄了超過三千宗精神創傷個案,而2016年同期則有逾二千五百宗。

來自「盧旺達大屠殺畢業生倖存者協會」的教育專員卡拉穆斯塔(Emile Karamusta)說:「醫治精神創傷是一段漫長的過程。」

現年三十歲的卡拉穆斯塔俊朗高大,與他會面的日子正好是紀念週的週末,我們在基加利的一間餐館坐下,圖西人卡拉穆斯塔聊起了大屠殺對他的影響。

大屠殺持續了將近百日,對卡拉穆斯塔而言,當時的畫面至今仍歷歷在目。卡拉穆斯塔7歲便遭受喪親之痛,在危險中倖存;在成長的歲月里,一幕幕大屠殺的景象——遍地屍首、血染河流、與兄弟逃亡,如電視重播一樣,持續纏繞著卡拉穆斯塔。與許多盧旺達新世代一樣,卡拉穆斯塔承襲著國家歷史的創傷。

「如果你有屠殺經歷帶來的精神創傷,並且要在跟它在戰鬥當中,為自己的未來奮鬥,這是十分困難的。」卡拉穆斯塔凝重地說。

卡拉穆斯塔

現年三十歲的卡拉穆斯塔(Emile Karamusta)7歲便遭受喪親之痛,在危險中倖存成長,大屠殺的景象持續纏繞著卡拉穆斯塔。與許多盧旺達新世代一樣,卡拉穆斯塔承襲著國家歷史的創傷。(黎嘉晉攝)

 

當殺戮降臨到卡拉穆斯塔家人身上時,剛巧卡拉穆斯塔與長兄在田裡務農,萬幸避過胡圖人的殺戮。一位家族的朋友過來報信,讓他們設法逃走:「胡圖人要來殺你全家。」不過,依然有很多溫和的胡圖人幫助圖西人,卡拉穆斯塔便是成功藏身在一位胡圖族朋友的家裡,直至屠殺結束。

然而,卡拉穆斯塔的父親與兩位兄弟都在大屠殺期間被殺害,他回憶說:「加害者將他們扔至了尼亞巴隆哥河(Nyabarongo River)。」當時,胡圖人政府領袖說,圖西人來自埃塞俄比亞,要將圖西人扔到該河去,讓河水送他們返回埃國。

尼亞巴隆哥河是盧旺達主要的河流,被視為尼羅河的源頭,卻也是昔日無數圖西人被淹死或葬身之地。每年4月至5月是雨季,盧旺達總是下起傾盆大雨。河水暴漲,黃澄澄的泥流混雜雨水,令人憶起那一年,殘缺屍首漂浮在河面上的情景。

卡拉穆斯塔說,大屠殺的印記曾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部份。大屠殺後,跟卡拉穆斯塔一樣,許多孩子成長於單親家庭,部份失去雙親,甚至所有家人。據盧旺達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在2000年,全國14歲或以下兒童當中22.3%喪失父親或母親,失去雙親的則為4.9%。

憎恨可以被挪用,傷痕也會傳給下一代

在盧旺達等東非國家發行的媒體《東非人》在2017年指出,盧旺達大屠殺已二十多年,但是倖存者與加害者的下一代患有精神創傷的案例,卻愈見增加。當時年紀尚輕、對屠殺記憶模糊的年輕人,並非不受歷史後遺的影響,而大屠殺出現的禍根——對另一方群體的排拒與憎恨,也可以被挪用並傳至下一代。

奎澤拉(Jean Pierre Kwizera)今年26歲,現在是盧旺達一非盈利機構「基督教復和與社會援助」的「創傷治療與復和」項目鄉村協調員,經常隨機構專責團隊在各村莊工作。在眾多協調員中,奎澤拉較為年輕的,性格含蓄,但總是面帶笑容。不過,奎澤拉說,過去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他一直沒有笑過。

大屠殺發生時,他還是一個2歲的嬰孩。奎澤拉生於一個跨「族」家庭,父親是胡圖人,因此奎澤拉也被視為胡圖人,終免於屠殺劫數。但是,因為父親是一名酒鬼,又喜歡追逐其他女人,最終與身為圖西人的母親的關係出現感情問題,導致離婚。年少的奎澤拉隨父親生活,每當他細問父親:「為何母親要離開我們呢?」父親總是告訴他:「你的母親是圖西人,她不喜歡我們,因為我們是胡圖人。」

奎澤拉無法分辨父親的說話是否屬實。缺乏正確的資訊,父親的回覆卻足以令他對圖西人產生憤恨。隨著繼母、父親以及支持他一家經濟的叔叔相繼離世,成長期的奎澤拉跌入低谷,對未來頓失希望。直至2015年,他參加了一個有關創傷治療的工作坊,他始笑逐顏開。

當他被問到現在對胡圖人與圖西人的看法,他沒有直接回應,只是說:「大屠殺至今經已經24年,我們忙於重建國家與我們自己。我希望幫助國家建立和平,並將和平傳遞至下一代。」如同我在當地的觀察與接觸,盧旺達青年在國家團結論述影響下,大多以「盧旺達人」作其身份認同。對奎澤拉和很多同齡人來說,創傷治療與人與人之間的復和,遠比以族群區分你我更為重要。

盧旺達Ntarama大屠殺悼念中心前身為天主教教堂。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五日,約五千人藏身在這盧旺達東部省小鎮Ntarama教堂裡,但是胡圖族民兵將牆鑿開,除了幾位倖存外,所有藏身者均被殺,小朋友被猛撞至牆身,孕婦的子宮被強行割開,兇手聲稱要看未出生的圖西嬰兒樣子。(黎嘉晉攝)

 

在基督教復和與社會援助統籌和平教育工作的比基尼馬拿(Paul Bigirimana)說:「大屠殺後出世的一代對屠殺的理解普遍來自於家人和所屬社區。」由於對屠殺認知不深,新世代容易受偏差說法影響,加上過去十多年數以萬計加害者出獄,回到所屬村莊,與受害者隔鄰而居,若然上一代的怨恨未除,彼此的猜疑容易衍生扭曲的思想。

比基尼馬拿舉例:「有些家長會警告子女:『不要和某某家庭說話,因為他們會殺害你的兄弟、父親與叔叔。』有些家長又會說:『不要和那些家庭的孩子玩耍,因為那些家庭的指證令你的父親坐牢。」潛移默化,孩子容易對別家庭產生偏見,以為加害者的家人全是惡毒的,又或諉過他人,將對方塑造成問題的元凶。

跟任何遭受過可怕暴行的社會一樣,盧旺達在大屠殺後不得不面對持續的社會創傷,下一代的盧旺達人,也無可避免承受上一代人所經歷的後遺症。

盧旺達大屠殺發生在全國各處村莊,深入百姓住所。大屠殺而產生的集體創傷,無疑是全國性的。盧旺達衛生部於2009年進行研究,發現28.5%成人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2017年,《東非人》引述盧旺達官方研究全國PTSD患者的比率,同樣是逾四分之一(26%)。

因屠殺而頓失家庭依靠或無處為家的新一代,後來逐漸組成了互助組織,包括代表大專生與中學生「大屠殺學生倖存者協會」(AERG),以及代表大專畢業生組織的「大屠殺畢業生倖存者協會」。後者目前共有三千位會員,該會安排每三十人成為一組,組成「小家庭」,互相照顧,並每月定期會面。

卡拉穆斯塔也在2010年加入畢業生倖存者協會,在那裡,彼此同為倖存者,成員的經歷有較他更為糟糕的,有曾經輟學的,有陷入經濟困境的。「透過聆聽別人、講述自己的經歷,我的傷痛漸漸得到醫治,我也從中找到面對前路的勇氣。」卡拉穆斯塔說。

憑藉政府成立的「支持及援助大屠殺倖存者基金」,卡拉穆斯塔完成了高中課程,並入讀大專院校。現在,他不時安排成員到曾就讀的中學、大專院校進行和平教育工作。他對盧旺達的轉變而感到自豪:「今天盧旺達不排斥任何群體,無分胡圖人、圖西人。我聽聞一些加害者下一代的故事,即或他們的父親是殺人者,只要他們有能力,同樣取得政府的獎學金,可以到美國留學,回國後找得一份好工作。」

基加利的購物與商業城鎮

在大屠殺後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盧旺達躍起成為非洲地區最安全、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國家之一,實質國內生產總值由2001至2014年平均增長達8%,貧窮線以下人口則由大屠殺後逾五成,降至少於四成。圖為首都基加利的購物與商業城鎮。(黎嘉晉攝)

 

在大屠殺後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盧旺達迅速躍起成為非洲地區最安全、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國家之一,國內生產總值從2001到2014年平均增長達8%,雖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高於其他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貧窮線以下人口則由大屠殺後逾五成,降至少於四成。

國家重建的亮麗成績,無疑給予青年人希望。在這個以年輕人為主要人口的國家,要在屠殺廢墟中重建、成長,仍需面對不少發展限制。一方面,年輕人失業率仍然高企,達20%,另一方面,年輕人面臨的「代際創傷」仍然有待處理。

對抗「屠殺否定論」

屠殺結束不足一年,逃走到薩伊(今日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胡圖極端份子成立了「爭取難民及民主歸回盧旺達」組織,得到當時盧旺達軍隊高層支持。英國記者與研究員沃利斯(Andrew Wallis)指出,該組織的首要目的,乃是要說服西方國家,他們並非「一群兇手」,而是「民主」組織,真正代表盧旺達人民,並可以重新執掌這個原屬他們的國家。

沃利斯說,他們為種族清洗辯解,又訛稱大屠殺從未發生,說當時執行大屠殺、受胡圖族政府支持的民兵僅為「民防部隊」,抵禦圖西族叛軍的入侵。國際組織無國界醫生在1995年的報告也指出,這批昔日掌權的胡圖族極端份子化妝成了受害者。「爭取難民及民主歸回盧旺達」一度改名,並在2006年聯同其他組織合組成「盧旺達聯合民主力量」聯盟,對盧旺達政府施加壓力。

受到該組織的影響,「屠殺否定論」在盧旺達難民以至國內仍有一定的影響力。為防止大屠殺再現,盧旺達在2003年寫入憲法,禁止歪曲歷史的「否定主義」(negationism)或「屠殺否定論」(genocide denial);又在2008年通過法案,禁止任何散播煽動族群仇恨與清洗的「大屠殺意識形態」(genocide ideology)論述。有關上述兩項法律分別在2012年及2013年做出修訂,按照現行條文,否定主義或大屠殺意識形態罪的最短刑期為五年,最長則為九年。

巴沙玻色

盧旺達政府最終在2015年修訂全國中學統一課程,把和平教育與屠殺研究融入在全國學校各個學科之中。和平研究學者巴沙玻色博士(Dr. Jean de DieuBasabose)正在於非盈利組織安排下,為多間中學老師作和平教育的訓練,並撰寫相關教材。(黎嘉晉攝)

 

盧旺達和平研究學者巴沙玻色博士(Dr. Jean de DieuBasabose)說,屠殺否定論可能潛藏於部份年輕人的思想。「這種想法可以是來自於他們的父母。有些家長曾參與過屠殺,並對自己所作感到羞恥。他們為了逃避羞恥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否定歷史。」

要對抗屠殺否定論,單以刑法阻嚇並不足夠。非盈利組織「大屠殺觀察」創辦人斯坦頓 (Gregory H. Stanton)在1996年在美國國務院作簡報時指出,「否定屠殺罪行」屬於大屠殺的最後一個階段,最合適的抵制方式是公開裁判與成立真相委員會,然後教育社會人士有關屠殺的史實,尤其是教育加害者的下一代。

為有效對抗否定主義,盧旺達政府最終在2015年修訂全國中學統一課程,把和平教育與屠殺研究融入在全國學校各個學科之中。

巴沙玻色博士正在非盈利組織安排下,為多間中學老師作和平教育的訓練,並撰寫相關教材。他觀察說:「政府表達了清晰的意願,在政策層面確實做了工夫,但我們檢視政策的推行是從實質投放的資源來衡量。」在培訓不足、教學資源欠缺下,對學校老師來說,推行和平教育仍然是一項甚具挑戰性的工作。

「年輕人在接受和平教育後,是否懂得處理那些煽動分化與敵對的力量?」巴沙玻色說,在後屠殺的社會環境下,學生能否養成獨立思考與批判思維,將是衝量政策是否「到位」的一個重要指標。

根據官方機構「國家對抗大屠殺委員會」的數據,有關屠殺否定論的個案近年有所增加,由2015年的199宗上升至2016年的329宗。一般來說,否定大屠殺的形式可以有五種:否定或破壞大屠殺證據、否定大屠殺意圖、攻擊言說真相者、指摘受害者或稱屠殺為自衛,以至否定任何與大屠殺定義相符的事實。

該委員會表示,大部份散播屠殺意識形態的人士或屠殺否定論者都居住在盧旺達境外,涉及策劃或執行屠殺的前軍人及政府官員。不過,隨著近年社交媒體逐漸在盧旺達普及,仇恨言論或否定主義的傳播不受地域所限,網絡使用者可以隱藏自己的身份散播言論。

網絡的發展對新世代的影響值得注意。不過,基於盧旺達重視鄰舍關係、強調家長意識的文化,年輕人長年受同住親屬或長輩的影響更為深遠。

28歲的中學老師達瑪森(Mvuyekure Jean Damascene) ,跟巴沙玻色學習和平教育,矢志以教育貢獻國家。大屠殺前,他的父親跟許多圖西人一樣,因被鄰居視為圖西族叛軍同夥,而遭殺害。回顧國家的歷史,他不想下一代再被仇恨與分化操控:「當你回顧盧旺達的歷史,你會發現國家統治者有很大的影響力,他甚至可以摧毀整個國家。」牢記歷史教訓,以史為鑑,是和平教育重要的一環。

達瑪森說:「我經常跟學生說,不管領袖或長輩指使你幹甚麼,在你決定行動之前,必須要問『為甚麼』、『我為何這樣做?』。如果所有人都懂得如此思考,大屠殺不會發生。」

(本文原載於六月廿五日端傳媒網頁: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625-international-youth-in-rwa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