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殺傷痛未癒 歷史教訓仍存 訪盧旺達牧師安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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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盧旺達國家團結與復和委員會副主席、聖公會牧師安東尼 (黎嘉晉攝)

踏入今年四月七日一刻,針對圖西人的盧旺達大屠殺至今廿五年了,但是歷史創傷仍有待撫平。回想去年四月,我正於盧旺達一所致力從事大屠殺後族群復和的機構實習,於是在四月七日參與首都基加利運動場的全國悼念,全場三萬多人哀慟哭嚎的氛圍,令我作為外國人也久久無法平復內心。盧旺達人不敢回望這歷史記憶,猶如一道藏在心靈深處的瘡疤,每次揭開總是有種撕裂之痛,等待著醫治、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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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南教堂與清真寺受襲 和平進程添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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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bijaban Island, San Andres, Philippines (unsplash.com)

 

今年一月下旬,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地區蘇祿省一座天主教大教堂遭炸彈襲擊,造成至少廿一人死亡,逾一百人受傷。三天後,同屬棉蘭老島地區、與蘇祿省遙望的三寶顏市一座伊斯蘭教清真寺在半夜被擲手榴彈,導致兩人死亡、四人受傷。

兩宗案件雖然分別發生在以穆斯林為主的蘇祿省和以天主教徒為主的三寶顏市,但是沒有證據說明兩宗案件有因果關連,或者是宗教報復行為。相反,有三寶顏市市民向傳媒說,穆斯林與天主教徒不單沒有衝突,而且互為友鄰。

伊斯蘭合作組織和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均譴責在大教堂發生的恐怖襲擊;而在三寶顏市,伊斯蘭教領袖呼籲天主教徒與穆斯林團結,強調任何宗教場所——無論是清真寺或是教堂受襲,皆為所有人所憎惡。

兩宗襲擊均發生在貧窮又備受戰事困擾的菲南棉蘭老島。當地的穆斯林叛軍自一九六○年代與菲律賓政府作戰,至今造成逾十二萬人死亡。長期的戰事,令當地發展滯後、失業率高企,大批民眾離開家園,島上居民厭戰情緒高漲。一月教堂襲擊發生前六天,棉蘭老島的部份地區舉行投票率逾85%的首階段公投,以一百七十四萬票通過接受菲律賓國會的方案,贊同成立「穆斯林棉蘭老島邦薩摩洛自治區」,取代原來的自治區,逐步以更大的自主權換取武裝份子棄械,結束多年的暴力衝突。

當舉國歡欣、菲南和平現曙光之際,接連爆炸事件恐為當地局勢平添一層迷霧。教堂襲擊位處的蘇祿省是現行自治區唯一投反對票多於贊成票的省份,雖然未能知曉襲擊是否與公投結果有關,但是據一向主張與政府和解、達成新自治區方案的武裝組織「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表示,事件是作案者懦弱與邪惡的表現,意圖清除人對和平的希望。

當局懷疑,活躍於當地與附近島嶼的另一武裝組織、效忠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阿布沙耶夫武裝」分支發動襲擊。阿布沙耶夫武裝跟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不同,它堅決反對自治,而主張自菲律賓分離出來,建立獨立的伊斯蘭國家,成員行為極端和危險,肆行炸彈襲擊、將外國人斬首與綁架。

無論襲擊是否由阿布沙耶夫武裝策劃,兩宗針對平民的爆炸案已為當地社會增添恐懼,但無阻普遍人民殷切渴望和平的決心。第二階段公投後,新自治區成立將勢在必行,但是當地的和平進程能否順利完成,除了端看體制改革、民心所向,還有當局如何應對涉嫌「搞局者」——受極端意識形態操控的武裝份子,讓他們由破壞份子轉化成為擁護和平者。這誠非簡單方略可達致,特別是隨新自治區成立,菲南內部權力分佈轉換,屆時掀起的政治與社會角力將是另一艱鉅的挑戰。

(原載於第1644期《時代論壇》「全球視野」,2019年3月3日)

「你們還不夠成熟說實話!」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廿四次締約方會議(COP24)在去年十二月中結束,與會近二百國家一度因無法達成共識,而加開會議一天,最終通過執行手冊,就二○一五年《巴黎協定》落實碳減排細則,但爭議的碳市場交易等細節,就須延至今年再作討論。

各國因著立場迥異與經濟政治利益的考量,令談判經常陷入僵持。有份參與氣候大會的台灣非牟利組織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形容,是次大會在全球對抗氣候問題的努力上只算是「小碎步」,甚至「趴在地上匍匐前進」。

氣候大會前,聯合國發表報告,一再指出人為氣候變化帶來的全球威脅迫在眉睫:若各國不合作採取全面的措施遏制全球升溫,依目前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全球氣溫將最早在二○三○年上升攝氏1.5℃;一旦突破1.5℃甚至達至2℃的臨界點,全球將陷入災難。我們的後代將直接承受前人種下的果。

聯合國的呼籲、科學專家的警告,在資本市場增長為尚的邏輯下,全球究竟有多少權貴傾聽?還記得瑞典女孩通貝里(Greta Thunberg)在氣候大會的發言嗎?她的說話猶如向與會的政經商領袖以至所有成年人摑了個響亮的耳光。這位看似稚嫩的女孩,言辭自信、神情堅定,比世故的世界領袖更為成熟。她,為了對抗氣候不公義,自去年八月在瑞典發起罷課行動,每週五在首都斯德哥爾摩國會外靜坐,身旁豎立起寫上「為氣候而罷課」的抗議牌,要求政府處境氣候問題。她的決心引來全球的注視,世界各地逾兩萬名學生加入了她的罷課行動,當中包括日本、澳洲與英國。

就讓我們傾聽通貝里在大會上的部份發言:

「許多人說,瑞典只是小國,我們做甚麼都不重要。但我學會,你永遠不會因為太渺小而無法帶來改變。如果幾個兒童不上學就可以登上全球新聞的頭條,那麼想像一下,假若我們真的想一同去做,我們可以有怎樣的成就?不過,要做到如此,我們需要說清楚,不管這話讓人有多不舒服:你們只談論長期的綠色經濟增長,因為你們十分害怕自己不受歡迎;你們只談論推動那些讓我們陷入現在糟糕境地的壞主意,即使現時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市場經濟)急剎車。

你們還不夠成熟來說實話,甚至將說實話的負擔,也丟給予我們孩子。但是我不在乎受不受歡迎,我關心的是氣候公義和地球生態。我們的文明正被犧牲給極少數人,讓他們有機會繼續賺取巨額的金錢。我們的生物圈正被犧牲,以使各國富人一如我國的可以生活在奢侈之中。

這是多數人的苦難為少數人的生活享樂付上代價……你們說你們對孩子的愛超過一切,但你們在他們眼前偷走了他們的未來,直至你們開始聚焦於必須要做的事情,而非政治上可行的方案。」(黑體為筆者所加)

 

面對氣候問題,人類已時日無多,世界領袖再沒藉口:如果有,這個藉口——在孩子眼裡——只會是謊言。

(原載於第1640期《時代論壇》「全球視野」,2019年2月3日)

後屠殺的盧旺達:女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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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旺達政府帶領國家從大屠殺的慘痛記憶中走出來(黎嘉晉攝)

 

「當食客向你表達感激之情,這讓我感到高興。」盧旺達一所婦女中心的網頁如此介紹於餐廳工作的珍妮(Jane)。

珍妮是大屠殺生還者,靠著盧旺達政府成立的倖存者基金幫助,順利完成學校教育,並在名為「Urugo Women’s Opportunity Center」(下稱Urugo,盧旺達語意謂「家」)的婦女中心學習酒店款待。畢業後,她於Urugo經營的旅館餐廳當侍應生。

Urugo鄰近盧旺達著名旅遊點阿卡蓋拉國家公園附近,是一個促進兩性平等機會的地方,期望大屠殺後佔盧旺達人口大多數的女性可建立謀生技能,或經營小生意,自力更生之餘,又互相幫助。於Urugo擔任主廚的基斯杜化(Christopher)與珍妮一樣,是大屠殺倖存者。一九九四年百日屠殺期間,他隨家人逃亡至鄰國布隆迪,在那裡完成高中並學習烹飪藝術。屠殺結束後,基斯杜化返回盧旺達,先後在多間餐館與咖啡館任職,現時在Urugo除了主理廚房,也教授婦女烹調技巧。珍妮渴想有一天,能夠與基斯杜化一樣,成為一名廚師,煮出美味的地道佳餚予入住的旅客。

珍妮與基斯杜化的故事予人積極樂觀的感覺。今年夏天,我在盧旺達完成實習後旅遊,曾於Urugo短住一天,品嚐盧旺達茶的清香,亦觀賞婦女們展示傳統織綉與使用牛糞製作工藝品的技術。職員(以婦女為主)除了好客款待——這固然是盧旺達人的文化——與我等客人言談閒笑之間展現著自尊與自信。

 

 

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在今年國際婦女日發表電視講話時說:「盧旺達的再生伴隨著婦女地位、角色與責任的顯著提升,這絕非是偶然的。」

誠然,大屠殺造成國內大量男性死亡、女性被強姦,摧毀了固有的家庭與社會結構。傳統上,盧旺達婦女以務農、照顧家庭為主,男尊女卑根深蒂固。在國家重建大旋律之下,提升婦女就業、女性國會議員比例(達六成多,冠絕全球),以至推動女性接受教育機會,成為國家的政策。「兩性平等」的字眼亦寫入國家憲法。

今日,盧旺達矢志從低收入自給農業國家轉變成中收入的知識型經濟體(參盧旺達《2020遠景規劃》政策文件),兩性平等成為橫越各發展策略的主軸之一。不過,有盧旺達朋友向我說明,國家社會仍是父權意識濃厚,無論私人企業、國企的領導均以男性居多。

也許,一如關注非洲政治的《半島電視台》記者Azad Essa所描述,盧旺達婦女互助的社企之多,說明婦女充權之路仍然漫長。這關乎社會文化的改造,而不只是成績表上的數字。

(原標題為:「後屠殺的盧旺達」。文章載於《時代論壇》「全球視野」第1630期,2018年11月25日)

*筆者註:珍妮與基斯杜化的故事取材自Urugo Women’s Opportunity Center網頁:http://urugowoc.org/dining/。

大自然向人反撲,還是哀號?

(photo credit: Martin Adams/unsplash)

 

超級颱風「山竹」襲港,展現大自然向人類的反撲。當我們感恩,說「香港又再次『好彩』」、「『山竹』無打到正」時,我們能否以相同力度,記掛那些「被打正」的別國人民?同一颱風,有人感恩,有人悲鳴。我們的上主,祂會怎樣看?

人為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不容低估。它不是指向不可知的將來,而是已然發生、持續發展的事實。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於今年九月稱,氣候變化是「我們時代的決定性問題」,各國必須在未來兩年採取行動,以防它失控而帶來災難性的結果。

古特雷斯說氣候變化比「我們行動得更快」:全球各地破記錄的高溫、極端熱浪橫掃北歐、世紀洪災肆虐南印、高溫天氣導致美國山火頻發、超級風暴襲擊美國與太平洋東亞國家,這一切皆在過去數月出現。各國領袖於二○一五年《巴黎協定》訂下減排等各種目標,至今只落實了三份之一。

氣候災難面前,無論你是富人,還是窮人,均受到影響,只是後者的損失更為嚴重,復元的能力更遜。同一個「山竹」,對菲律賓北部山區造成嚴重的山泥傾瀉與水災,至少九十五人喪命,當地農業也遭受極大的影響。該區百姓以粟米和稻米為主要食糧,一次特大颱風,令田地全均毀壞。有海外救援組織指出,農民不得不借貸度日,颱風造成深切的人道危機。

菲律賓近百位喪命者中,大部份是因走避不及而被活埋在泥石與瓦礫堆中。雖然當地官員在超級颱風來臨前警告居民儘快撤離,但是不少靠養家畜、在當地採礦維生的貧民為了生存而沒有離開,最終被山泥洪流吞噬。

當極端氣候成為新常態,易受氣候影響的發展中國家相較顯得脆弱。「山竹」一役過後,菲律賓等島國仍會面對接踵而來的氣候威脅。發展中國家固然要提升基建設施,緩減並適應因氣候變化而來的影響。已發達地區又能否增加援助貧窮國家,落實減碳、改用重生能源,以彌補多年以來大肆排放溫室氣體而累積的「生態債務」?

我們的信仰從無教我們自恃安然無恙,對別國貧民的生命掙扎只留得輕輕的歎息。今日我們生處發達地區,自有應負的、跟貧國人民有共同但不等量的責任。生態債務所指涉的,不單是國際關係的歷史與倫理問題,而且是我們的生活是否對他者負責——即或他們是我們從來沒有遇見的一群。大自然在向人類反撲,我們有沒有聽見它是在哀號中?我們又有否聽見其中貧者的哭聲?

(原載《時代論壇》「全球視野」第1624期,2018年10月14日)

厄立特里亞:隔絕與自由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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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Jordan McDonald on unsplash.com

 

厄立特里亞,東非的一個封閉國家。封閉,不在於它的地理位置;事實上,它與中東沙地阿拉伯與也門相望,踞紅海與印度洋之間,具戰略地位。封閉,乃在於該國總統阿費沃爾基(Isaias Afwerki)獨裁統治下,國民與外界的自由社會隔絕──新聞封鎖、大學關閉、非政府組織被禁止運作、異見者被收監、國會足足超過十五年沒有召開會議,而阿費沃爾基上任以來,厄立特里亞從未舉行過總統選舉。

昔日,國民對阿費沃爾基寄予厚望。他率領叛軍取得勝利,使厄立特里亞從埃塞俄比亞獨立,結束三十年的戰事。獨立後,阿費沃爾基就任厄立特里亞總統,他承諾的民主與和平不單未有實現,五年後還跟世仇埃塞俄比亞就邊境問題打仗。兩年的戰爭(一九九八至二○○○年)估計造成十萬人喪生。二○○○年兩國的和平協議可謂留於字面上,埃塞俄比亞拒絕於厄立特里亞的領土撤軍,並沒有按聯合國的裁決把有關邊境土地割讓予厄立特里亞,自此阿費沃爾基宣佈國家進入「沒有和平沒有戰爭」(no peace, no war)狀態,以國家安全為名,作為其強徵國內成年男子無限期從軍以及種種鐵腕政策的合理依據。多少男子被召入伍後,從此再沒有歸家,是生是死,無人知曉。

我在德國預備碩士論文時,曾赴下薩克森州,拜訪一位村莊牧者。他的教會在二○一五年庇護一名厄立特里亞難民。這位難民逃離厄立特里亞時,已服兵役廿七年,遭受過五次彈傷、兩度彈片擊傷。他為了逃命,為了替妻兒尋求安穩的未來,兩度逃亡,最終跟許多抵歐的厄立特里亞人一樣,成功橫越過撒哈拉沙漠、渡過無數男女淹死的地中海,走到西歐。厄立特里亞人也是近年往歐洲尋求庇護者中最大的群體之一。

不過,隨七月八日埃塞俄比亞與厄立特里亞宣佈停止自二○○○年的軍事敵對狀態,厄立特里亞人驟見希望的曙光。兩星期後,有傳厄立特里亞無限期服役將告一段落,役期將不超過十八過月。兩國關係突然急速解凍,固然有其政治、經濟與社會原因。埃塞俄比亞新任總理艾哈邁德(Abiy Ahmed)以年輕改革者姿態上台,對內力主與反對派復和,特赦以千計的政治犯,對外上則大吹和平之風,願與厄立特里亞重啟邦交,願意遵照聯合國的決議將爭議的地域歸予厄立特里亞。埃塞俄比亞伸出橄欖枝,最終兩國簽署和約,符合雙方人民所願,因戰爭衝突而分散的家庭可以團聚。兩國關係正常化將有助雙方開展經貿往還,和平進程連帶也使厄立特里亞這「一人專政」的國家,透出一點「鬆綁」的跡象。

不過,厄立特里亞會否迎來變革,仍屬疑問。強制徵兵會否結束,在囚異見者與逃兵役者會否如埃塞俄比亞情況一樣獲釋,國會能否重新召開會議,確實不敢有樂觀的答案。雖然如此,兩國和平進程至少使阿費沃爾基無法再以埃塞俄比亞的威脅為由,動用本已緊絀的資源,為國家軍備服務,或為其強硬管治開脫。外交衝突結束,厄立特里亞人期盼改變的希望能否實現,值得我們切實擺上禱告。

(原載於《時代論壇》「全球視野」,2018年8月25日)

中非共和國首都教堂受襲: 是宗教衝突?還是甚麼?

Photo by freestocks.org on Unsplash

 

早前,中非共和國首都班吉有天主教堂遭到恐怖襲擊,釀成廿四人死亡及一百七十人受傷的慘劇,死者包括一名致力當地和平工作多年的神父,事件令外界關注當地基督宗教群體的安全情況。

這個有九成人口為基督宗教信徒的國家發生的衝突,究竟是涉及宗教因素?還是政治及經濟的鬥爭?面對近年暴力事件造成的社群創傷和矛盾,當地的信仰群體面對著怎樣的考驗?

今年五月六日,大量人士聚集在中非共和國首都班吉,出席日前教堂遇襲案遇害的神父唐格袂爾—巴巴(Albert Toungoumale-Baba)與其他死者的葬禮。案發當日在現場的中非共和國總統圖瓦德拉也有出席葬禮。

委身國內和平工作多年的唐格袂爾—巴巴備受信眾愛戴。五月一日勞動節,七十一歲的他來到花地亞聖母(Notre Dame de Fatima)教堂,主持在堂內舉行的特別彌撒儀式。據《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在五月的報道,當日早上班吉天主教教區數以千計的信眾聚集在教堂出席彌撒,怎料大約十時,彌撒講道結束後不久,教堂樓群傳出槍聲與手榴彈爆炸聲音,人們慌惶走避。彌撒參加者除了圖瓦德拉外,還有圖瓦德拉妻子、於二○一三年被塞雷卡(Séléka,意謂聯盟)反政府叛軍驅逐的中非共和國前總統博齊澤,以及政府官員。事件最終釀成了廿四人死亡,一百七十人受傷。政府歸咎本身是阿爾蓋達盟友的塞雷卡發動是次襲擊。

教堂非首次受襲

花地亞聖母教堂並非首次受襲。二○一四年五月,塞雷卡攻擊教堂,神父Paul-Emile Nzale及另外十七人身亡,多人被擄與受傷。當時,教堂接待九千名逃避衝突的流離失所人士,其中七千人自二○一三年十二月就藏身教堂。雖然該國主要武裝團體塞雷卡與反塞雷卡的激進民兵「反巴拉卡」(Anti-Balaka,一解「反大砍刀」,或解「反AK-47突擊步槍的子彈」)在二○一四年七月達成停火協議,但是塞雷卡殘餘份子仍不時襲擊平民與基督宗教神職人員,「反巴拉卡」報復反擊,造成衝突不斷。

現時,逾十四個武裝組織活躍於中非共和國,勢力範圍覆蓋全國四份之三的領土。駐守該國的聯合國安全部隊基本上僅控制班吉,確保圖瓦德拉政府的運作。今次教堂受襲,令班吉安全再成疑問。

國際基督教組織「敞開的門」(Open Doors)指出,塞雷卡成員大部份為極端伊斯蘭聖戰份子,百份之九十為來自鄰國乍得與蘇丹的雇傭兵,其餘為中非共和國國民。作為叛軍聯盟並先後在二○一二年年底奪取數個中非共和國北部城市的塞雷卡,在翌年三月宣稱跟當時博齊澤政府分享權力的協議經已崩潰,遂進佔中非共和國首都,推翻博齊澤政權,由塞雷卡領袖裘托狄亞(Michel Djotodia)任臨時總統。是次政變為該國帶來極大的震盪,反巴拉卡又無法驅逐塞雷卡。塞雷卡戰士在全國各地掠奪村莊、洗劫教堂、強姦婦女、殺害基督徒以及博齊澤的支持者。二○一三年九月,裘托狄亞解散塞雷卡,把他們歸入國家軍隊,不過人權觀察在同年十一月發佈的報告指,塞雷卡成員分散至各鄉村,惡行依舊。

反巴拉卡:由自衛變成攻擊

另一邊廂,反巴拉卡原為該國民間自衛部隊的統稱,在博齊澤掌政前,一直以打擊土匪為務。博齊澤被逐後,前國家軍人、前總統護衛員加入反巴拉卡,反巴拉卡致力抵擋塞雷卡在全國推進。不過,隨著二○一四年一月裘托狄亞因國際壓力下台,由無黨派的桑巴—潘扎(Catherine Samba-Panza)當選過渡政府總統,塞雷卡力量大為削弱,反巴拉卡遂以報復方式大肆襲擊穆斯林平民,其後反巴拉卡遭到塞雷卡復仇。

《衛報》、英國廣播公司等西方媒體均指稱反巴拉卡絕大部份成員為基督徒,不過該國天主教班加蘇教區主教阿古雷(Juan José Aguirre)不同意有關說法,否認有基督徒民兵組織殺害穆斯林。他在二○一四年二月接受天主教組織訪問時說,反巴拉卡由前囚犯、罪犯和土匪等憤恨者組成,「他們參與到這些團體中,現正在擴大,像蝗蟲的瘟疫一樣,橫跨整個中非共和國,謀殺穆斯林。」一如對手塞雷卡,反巴拉卡在國內散播恐慌。阿古雷說:「如果反巴拉卡存在基督徒,那麼他們是少數激烈的、一直反抗塞雷卡(暴行)的青年。」阿古雷說,反巴拉卡認為穆斯林沒有阻止塞雷卡在國內大肆破壞,視穆斯林是塞雷卡的同夥。

宗教衝突?抑或政治經濟鬥爭?

據美國佩爾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二○一○年的數據,中非共和國九成人口為基督宗教信徒,當中以新教徒為最多,佔全國人口百份之六十,穆斯林人口僅佔全國百份之九。因此,以人口比例推斷,反巴拉卡有基督徒成員不足為奇。另一方面,反巴拉卡成員多在頸項上掛著聲稱有法力的護身符,有理由相信不少成員為泛靈論者。

無論如何,如同該國天主教主教會議主席兼班吉總主教恩扎帕拉因加(Dieudonné Nzapalainga)在一四年指出,反巴拉卡與塞雷卡衝突的根本動機非關涉宗教,「他們並非為任何教會或聖經教義而戰」。中非共和國伊斯蘭協會主席阿誾拉亞馬(Imam Omar Kobine Layama)也說,雙方均沒有宗教領袖或神職人員指揮,雖然塞雷卡當中有穆斯林聖戰份子,但是衝突核心不涉及宗教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不論是反巴拉卡,還是塞雷卡,他們均犯下嚴重的罪行。穆斯林作為國內少數,大多聚居在國內北部不發達地區,博齊澤掌權十年間(二○○三至二○一三年)長期被邊緣化,待遇不如其他本國人。穆斯林不安全的境況,加上國家軍隊的腐敗,導致塞雷卡的崛起。國際媒體習慣將中非共和國的矛盾簡化為宗教衝突,無疑是忽略了經濟以至政治鬥爭的因素。經年的衝突,使雙方視另一宗教社群為攻擊對象,造成非我為敵的局面。反巴拉卡由自衛武裝轉變為報復、攻擊其他社群,便是衝突延續的結果。

今次花地亞聖母教堂受襲,據說是源於穆斯林社區的民兵領導因逃避國家安全部隊追捕時受傷,其支持者遂藉機群起滋事,攻擊保護教堂的保安部隊,製造動亂。雖然事件非因宗教衝突而生,但其結果不免製造基督宗教與穆斯林社群的分化。不過,值得肯定的是,事件發生後,阿誾拉亞馬譴責暴徒的行徑,形容是有關襲擊絕非有信仰的人所為。

事實上,在二○一二年,阿誾拉亞馬、恩扎帕拉因加和中非共和國福音派聯盟主席格雷科亞美—哥班古(Nicolas Guérékoyaméné-Gbango)牧師組成全國跨宗教和平平台,推動基督徒與穆斯林和平共存,並屢次向外傳遞清楚的信息—中非共和國的暴力衝突主要並非宗教紛爭,而是政治權力的鬥爭。只是,近年暴力案件屢發所造成的社群創傷、各紛爭製造者為達政治目的而挑起的社群矛盾,並非短時間可以修補。

在和平未至之時,在暴力與不公義張狂時,正是信仰群體被考驗的時刻──秉行復和的職責、非為流他人的血而活。

(原載於《時代論壇》第1611期,2018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