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毯的故事──智利婦女的聲音

「當社會審查你時,你如何找著自己的聲音?作為一個女人,當你在一個異常父權的社會中,無法感受到被賦權時,你如何找到自己的聲音?當你受到傷害時,你如何找到自己的聲音?然而,她們找到了一個聲音。」──智利裔美國作家Marjorie Agosín(引自其訪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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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母性恢復人性──利比里亞婦女故事

上期「栽種和平」專欄提到利比里亞婦女在烽火漫天之下,被時任總統泰勒接見,向他要求立即停火。今期集中分享這個由地方婦女發起的運動,如何推動叛軍與政府走向和談,並幫助國家轉型,邁向更深遠的和平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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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藩籬的聲音──利比里亞故事

(圖片自Michael Angelo for Wonderland)

早前郭偉聯博士在本專欄提及「建設和平」為社會帶來持久和平,讓我以利比里亞為例,說明當地婦女如何發揮力量,推動被戰爭蹂躪的國家回到和平路上,為接續的轉型過程奠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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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眼前的「敵人」

早前,郭偉聯博士在「栽種和平」專欄提到「修復式正義」(《時代論壇》訂戶網上閱讀),讓我以盧旺達在大屠殺後,處理大規模暴行的後遺問題為例,說明這個「非洲問題非洲解決」方法,如何將正義置於修復社群關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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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有歸屬的家

自從內地訂立《港區國安法》並實施後,很多人都在談移民。對於我這一輩八十後、剛有孩子的一代人,更是有多一重為孩子將來着想的考慮,也是十分理解的。有教會導師曾問道:「你一家有想過移民嗎?」我的回答至今仍是如此:「除了基於工作需要或讀書進修而要舉家遷離外,我們一家三口仍然會留在香港。我希望我的孩子仍可以做活在香港的香港人。」當然,我也會「戴頭盔」,在說話後加一個註腳:「除非環境壞到某一個地步。」究竟環境壞到哪一個地步,我才會考慮離開?我不知道,或者是,我是有點拒絕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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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停擺後,只期望回到「正常」?

世紀疫情令全球經濟停擺,各國領袖都費煞思量如何盡快重啟經濟,期望達致所謂的「V型反彈」。就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疫情仍未見頂之際,就急於宣佈重開經濟,甚至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在三月下旬便決定中止執行環境保護規定,讓仍在營運中企業(包括石油公司)可以疫情影響之名,而不需遵行相關環境保護要求(例如企業生產期間對空氣和水資源的污染)。凡此種種反映掌權者為求穩定經濟,不惜將過去對企業監管的要求擱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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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姬的否認

今年一月廿三日,聯合國國際法院(ICJ)就緬甸政府被指屠殺若開邦羅興亞人一案作初步裁決,頒下臨時措施:要求緬甸保護羅興亞的穆斯林少數民族免遭種族滅絕,並須保存過去一切涉事的犯罪證據,以及定期向法院匯報遵守情況,直至法院有最終裁決為止。人權組織及羅興亞社群普遍歡迎這項標誌性及具法律約束力的裁決。此裁決獲全體十七位法官一致贊成(其中兩位專案法官分別由訴訟雙方岡比亞及緬甸委任),反映聯合國最高法院確認羅興亞人的苦難。不過,是次法院裁決未就關鍵問題──羅興亞人是否遭受種族屠殺、緬甸政府是否有足夠的司法制度處理有關罪行等作出定論,預料需以年計時間才有最後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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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保護責任」是否適用香港?

因為反對《逃犯修訂條例》而引發的逆權運動至今已超過五個月,港府始終沒有從制度疏導或解決政治問題,示威者、其他支持運動的香港市民紛紛「求諸於外」,冀望國際社會介入,透過政治壓力,迫使管治者回應訴求。其中,有示威者援引國際法框架的「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俗稱R2P)原則,向外發出求援信息。究竟「保護責任」是甚麼?當國際社會應用它介入別國的人道危機時,它又是否侵犯了別國內政,違背了傳統主權國的不干預原則?此外,目前香港情況是否處於「保護責任」限制的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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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國家恐怖主義

香港經歷「七二一」元朗恐襲、「八三一」防暴警察進入太子站月台和車廂涉嫌毆打市民案,加上接連出現警方疑選擇性執法,縱容「愛國勢力」黑幫毆打示威者,又有被捕人士在扣留期間疑遭到警方酷刑對待,疑似國家恐怖主義(state terrorism)的幽靈在香港上空徘徊。

雖然國家政府擁有在其治理範圍內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力,但是該武力的行使不一定是合理的,甚至是違反國際法。政權往往為了達致其政治目的,特別是震攝反對聲音,而胡亂行使過度的武力(或稱為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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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恐怖主義?

在八月十二日,國務院港澳辦指香港激進示威者向警署投擲汽油彈,形容示威開始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其後有內地媒體記者在機場被打,有親中報章形容為「恐襲機場」。曾任保安局局長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稱,有關港澳辦的說法合乎國際上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姑勿論港澳辦的說法是否一場心理戰,為當局鎮壓鋪路,關於恐怖主義的定義以及其所涉及的問題值得釐清,以免陷入權力機關的圈套,落入權力者所操縱族群內鬥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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